假肌源性血管内皮瘤（PHE）是一种罕见的中间型生物学行为血管肿瘤，好发于青年成人下肢，分子特征为FOSB基因重排，最常见的融合伴侣基因为SERPINE1或ACTB。该肿瘤多灶性生长及局部复发较为常见，但远处转移少见。本研究回顾性收集13例PHE病例，分析其临床病理特征及已获得的分子检测结果。

入组患者年龄4～78岁，具有男性发病倾向（男女比例=3.3:1）。肿瘤累及部位包括下肢（4例）、上肢（4例）、躯干（3例），最特殊的是累及心脏（2例）。大部分病例镜下表现为典型组织学特征：嗜酸性饱满梭形细胞、大量炎性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细胞角蛋白（9/9）、ERG（8/8）、CD31（5/9）、FOSB（7/7）呈阳性表达，CD34阳性表达率极低（1/6）。1例特殊病例镜下可见广泛黏液样基质，瘤细胞呈梭形-上皮样形态。4例病例获得分子检测结果，分别检出SERPINE1::FOSB、ACTB::FOSB、MAPK1IP1L::FOSB及NPIPA7::NIPBL融合。其中新型MAPK1IP1L::FOSB融合与NPIPA7::NIPBL融合均在心脏部位肿瘤中检出。本研究中，4例患者出现远处转移，转移部位包括骨（3例）、肺（2例）、皮肤（1例）、脑（1例）及淋巴结（1例）；2例患者死于本病，且初诊时均已合并肺转移。

综上，本研究队列拓展了PHE的临床病理谱系，其特点体现为发病年龄跨度大、存在特殊心脏部位病变、检出新型MAPK1IP1L::FOSB及NPIPA7::NIPBL基因融合，并表现出少见的恶性生物学行为。

研究背景

自1992年起，已有研究描述了一类与假肌源性血管内皮瘤（PHE）相似的肿瘤，当时这类肿瘤被命名为“上皮样肉瘤的纤维瘤样亚型”和“上皮样肉瘤样血管内皮瘤”。2011年，Hornick等人首次提出PHE这一命名，该命名强调肿瘤细胞呈现出饱满、强嗜酸性的形态特点，与肌源性肿瘤细胞形态相似。PHE属于少见的血管源性肿瘤，好发于青年男性，最常见的发病部位为下肢，其次为躯干及上肢。发生于内脏器官的PHE十分罕见，且常为诊断带来挑战。目前，PHE的病因及相关危险因素尚未明确。

PHE的组织形态学特征为：瘤细胞呈饱满梭形，胞质强嗜酸性，细胞核轻度至中度异型，瘤细胞排列呈片状、束状或席纹状。部分肿瘤可见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方面，该肿瘤表达细胞角蛋白（CK）及内皮细胞标志物（如ERG、CD31，表达程度存在差异），但极少表达CD34。2011年，细胞基因学分析发现PHE存在特征性重现性易位t(7;19)(q22;q13)。目前已知，该肿瘤存在重现性FOSB基因融合，最常见的融合伴侣基因为SERPINE1或ACTB。近年来，研究还发现了其他少见的融合伴侣基因，包括WWTR1、CLTC、EGFL7及POTEI等。此外，FOSB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已成为辅助诊断PHE的有效标志物。

PHE通常被认为具有中间型生物学行为。尽管该肿瘤可表现出局部侵袭性——同一区域内不同组织层面常出现多灶性病变，但远处转移少见。因此，目前对于转移性PHE的认识仍十分有限，包括其临床表现、治疗反应及预后等方面均缺乏充足数据。

本研究报道13例PHE病例，其中包含特殊心脏部位病变、远处转移病例，以及携带新型融合基因的病例。

研究方法

4例病例（病例2、病例5、病例7及转移性病变病例3.1）完成分子生物学检测。由于本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不同病例采用的分子检测方法存在差异，其中2例采用Archer FusionPlex泛实体瘤二代测序试剂盒（Integrated DNA Technologies公司），1例采用TruSeq RNA外显子测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Illumina公司），1例采用FOSB基因断裂探针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2例采用逆转录聚合酶链反应（RT-PCR）检测。

病例1为近期送检病例，初步诊断考虑转移性PHE，采用Archer FusionPlex泛实体瘤二代测序试剂盒进行检测，同时行FOSB基因断裂FISH检测以验证测序结果。病例2为既往诊断的心脏PHE病例，RT-PCR检测未发现经典SERPINE1::FOSB融合，后续通过TruSeq RNA外显子测序寻找潜在融合基因，并经RT-PCR验证测序结果。病例5为既往诊断的下肢PHE病例（属典型发病部位），基于文献报道的SERPINE1::FOSB融合序列，采用RT-PCR进行融合基因检测。病例7因初步诊断考虑儿童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且ALK、ROS1及pan-TRK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均为阴性，故送检行Archer FusionPlex泛实体瘤二代测序试剂盒检测。

所有病例的RNA均取自福尔马林固定石蜡包埋（FFPE）组织，采用RNeasy FFPE RNA提取试剂盒（美国Qiagen公司），按试剂盒说明书进行RNA提取。采用Archer FusionPlex泛实体瘤二代测序试剂盒检测的病例，在NovaSeq 6000测序平台（Illumina公司）完成测序，该靶向测序panel涵盖137个基因，其中包含FOSB基因。采用TruSeq RNA外显子测序的病例，经文库构建、外显子区域富集后，在Illumina NextSeq测序平台完成测序。

研究结果

病例队列：

本研究共纳入13例患者（表1），年龄跨度较大，为4～78岁，中位年龄34岁；其中男性10例，女性3例，男女比例为3.3:1。肿瘤大小为0.2～15 cm，其中大部分肿瘤直径小于5 cm（9/12，占比75%）。

表1

肿瘤发病部位包括下肢（4例）、上肢（4例）、躯干（3例），以及极为特殊的心脏部位（2例）。从肿瘤浸润深度来看，最常见的受累部位为真皮及皮下组织（4例），其次为单纯真皮层（2例）、心脏（2例）、骨及骨骼肌（1例）、单纯骨组织（1例）、单纯骨骼肌（1例）。

此外，1例患者（病例5）表现为左下肢多灶性肿瘤，累及多个组织层面，包括骨组织（指骨、胫骨）、骨骼肌（腓肠肌）以及真皮和皮下组织（足趾）。剩余1例患者（病例11）的肿瘤浸润深度数据缺失。

依据“同一肢体多发肿瘤判定为多灶性病变”的标准，本研究共发现3例多灶性病变患者（病例4～6）。除病例5外，病例6表现为左足第一、三趾各出现1处表浅病变，均累及真皮至皮下组织；病例4表现为右上肢多灶性骨肿瘤，同时合并远处骨转移。

2例心脏部位PHE病例具有特殊的临床特征：病例7为4岁女童，临床表现为晕厥、间歇性面色苍白、全身乏力及发热，超声心动图及计算机断层扫描（CT）检查提示右心房局部占位性病变，病变局部侵犯至右心室（图1A）；病例2为中年男性，肿瘤累及左侧房室沟及左心房，临床病程进展更为迅速。

图1

转移性病变患者的临床表现：

4例患者（病例1～4）初诊时即发现远处转移，转移部位包括骨（3例）、肺（2例）、皮肤（1例）、脑（1例）及淋巴结（1例）。

病例1为78岁男性，因左大腿疼痛就诊，近期摔伤后疼痛加重。骨盆CT及磁共振成像（MRI）检查提示髂骨存在1处直径15 cm的巨大肿瘤，伴周围软组织侵犯，该病灶被判定为原发灶（图1B）；进一步影像学检查发现双肺多发转移灶（图1C）。

病例2为50岁男性，既往有风湿性心脏病及重度二尖瓣狭窄病史，近1年出现进行性劳力性呼吸困难、端坐呼吸、干咳、胸闷、腰背痛及下肢水肿。超声心动图及CT检查提示大量心包积液，左侧房室沟可见1处最大径9.7 cm的肿瘤，病变包绕左心耳及心大静脉。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检查提示肿瘤转移至骨组织（右侧肩胛骨、右侧股骨近端、左侧耻骨）及双肺，患者接受了心包-胸膜开窗术及肿瘤切开活检术。

病例3为40岁男性，发现臀部及头皮出现病灶，头皮病灶活检后确诊为PHE。后续PET检查提示全身多发高代谢病灶，累及颅骨、脊柱、左侧肩胛骨、左侧肱骨、骨盆及右侧股骨，同时合并脑转移及颈部淋巴结转移。

病例4为27岁男性，骨扫描检查提示右上肢多灶性骨肿瘤，累及指骨、掌骨、腕骨、尺骨、桡骨及肱骨，同时合并远处转移，转移部位包括颅骨、双侧肋骨、双侧肩胛骨、左侧尺骨及跗骨。

组织形态学及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特征：

3例患者仅接受肿瘤活检术，其余患者均接受肿瘤切除术。所有肿瘤均表现为边界不规则、呈浸润性生长，或呈多结节状生长模式（图2A、B）。绝大多数肿瘤由胞质嗜酸性的饱满梭形细胞构成，细胞核无异型性或仅轻度异型，瘤细胞排列呈束状或席纹状（图2C、D）。部分累及真皮层的病例中，梭形瘤细胞与真皮胶原纤维相互交织，形态学表现类似皮肤纤维瘤（图2E）。炎性细胞浸润现象普遍存在（图2C、F）：8例以中性粒细胞浸润为主，4例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1例表现为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混合浸润。5例病例中观察到肿瘤坏死，其中1例坏死灶位于转移灶内。核分裂象计数为0～5个/10个高倍视野。对比转移性病例与非转移性病例的细胞异型性、核分裂象计数及肿瘤坏死情况（图3A～D），未发现显著性差异；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转移性病例仅能提供有限的活检组织用于病理评估。

图2

图3

成人心脏PHE病例（病例2）的组织形态学表现典型，由胞质嗜酸性的饱满梭形或上皮样细胞构成，间质内可见中性粒细胞浸润（图3C、D）。与之不同的是，儿童心脏PHE病例（病例7）的形态学表现特殊，肿瘤间质呈广泛黏液样改变，梭形瘤细胞核细长，排列疏松，间质内可见灶性淋巴细胞浸润（图4A、B），形态学表现类似炎性肌纤维母细胞瘤（IMT）；局部区域可见少量胞质嗜酸性的饱满梭形细胞及上皮样细胞（图4C）；此外，多个区域可见上皮样瘤细胞突入血管腔内生长（图4D）。

图4

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显示，瘤细胞均表达ERG（8/8）、细胞角蛋白（CK，9/9）、FOSB（7/7）及CD31（5/9），CD34阳性表达率极低（1/6）。病例1的髂骨原发灶及肺转移灶活检组织中，FOSB染色均呈阳性（图3B）。

分子检测结果：

4例患者完成分子检测并检出融合基因（表2），所有融合基因均为框内融合。其中3例病例检出FOSB基因融合，融合伴侣基因包括ACTB、SERPINE1，以及1种新型融合伴侣基因MAPK1IP1L。FOSB基因断裂位点位于第1或第2外显子，ACTB基因断裂位点位于第3外显子，SERPINE1基因断裂位点位于第2外显子，均与既往文献报道的断裂位点一致。

表2

ACTB::FOSB融合基因在髂骨原发灶伴转移的病例（病例1）中检出，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进一步证实该病例存在FOSB基因重排。新型MAPK1IP1L::FOSB融合基因在形态学表现特殊的儿童心脏PHE病例中检出。

通过TruSeq RNA外显子测序，在临床进展迅速的成人心脏PHE病例（病例2）中检出1种新型NPIPA7::NIPBL融合基因，该融合基因由NPIPA7基因第4外显子与NIPBL基因第4外显子融合而成，后续经RT-PCR验证。该病例未检出FOSB基因重排或表达上调，SERPINE1::FOSB融合基因的RT-PCR检测结果为阴性。

治疗及临床随访结果：

末次随访时，2例患者死于本病，且均在初诊时即合并肺转移。病例1确诊后接受化疗（环磷酰胺）、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培唑帕尼）、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抑制剂（依维莫司）及放射治疗，但病情仍持续进展，确诊后9个月死亡。病例2的肿瘤恶性程度高，确诊后4个月死亡。需注意的是，这2例患者均合并其他基础疾病，可能影响预后：前者为老年患者，合并2型糖尿病及高血压；后者既往有风湿性心脏病病史，伴重度二尖瓣狭窄、心房颤动及慢性肾脏病。

4例患者带瘤生存（病例3～6），其中2例合并远处转移，1例出现局部复发，1例存在肿瘤残留。2例转移性病例的转移部位均为骨组织及/或其他非肺部部位。患者接受的辅助治疗方案详见表1。病例3在肿瘤切除术后接受依维莫司、贝伐珠单抗治疗及射波刀放疗；病例4确诊PHE后接受西罗莫司及培唑帕尼治疗。目前这2例患者病情稳定，持续带瘤生存（确诊后分别生存66个月及84个月）。

末次随访时，5例患者无肿瘤复发证据；2例患者无相关随访数据。

讨 论

假肌源性血管内皮瘤（PHE）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中间型恶性潜能的血管源性肿瘤，好发于青年男性下肢。本研究报道13例PHE病例，其特点体现为发病年龄跨度大（4～78岁）、存在特殊心脏部位病变、临床行为谱涵盖转移性病例，且检出新型融合基因。

尽管PHE远处转移较为少见，但自该肿瘤被首次报道以来，已知有部分病例会出现远处转移。本研究回顾已发表文献，共检索到30例转移性PHE病例。在这30例报道病例中，男性患者占比86.67%（26/30），发病年龄跨度较大（9～86岁）；83.33%（25/30）的转移性PHE原发灶位于四肢，其中22例原发于下肢；66.67%（20/30）的患者初诊时即表现为多灶性病变。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为骨组织（16/30，53.33%），其次为肺（10/30，33.33%）。5例患者死于本病，且均合并肺转移。组织形态学方面，这些转移性PHE病例大多在初诊时无明显细胞核异型性，开云中国app登录入口仅有2例病例被报道随病程进展肿瘤级别升高。6例具备分子检测数据的病例中，4例检出SERPINE1::FOSB融合基因，1例检出EGFL7::FOSB融合基因，1例检出ACTB::FOSB融合基因，上述分子特征均支持PHE的诊断。除外科手术切除外，转移性PHE的主要治疗手段为化疗，但获益有限。不过，新型靶向药物（包括mTOR抑制剂，如依维莫司、西罗莫司；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如培唑帕尼、替拉替尼）显示出一定的治疗潜力，已有文献报道此类药物可使肿瘤缩小或实现病情稳定。针对合并骨转移灶的患者，临床会采用抗骨吸收药物（如地诺单抗、帕米膦酸二钠、唑来膦酸）治疗，少量病例报道显示这类药物可实现病情稳定并缓解症状。此外，极少数PHE病例在未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出现肿瘤自发性消退。

与文献报道一致，本研究中合并肺转移的患者同样预后不良。但需要注意的是，病例1为老年患者，且2例死亡患者均合并基础疾病、最终发生呼吸衰竭，上述因素均可能加速患者健康状况恶化。本研究中，非肺部转移的患者通过联合药物治疗（包括mTOR抑制剂）实现了病情控制。然而，由于本研究纳入病例数较少，且各患者的临床表现存在差异，目前尚无法明确肺转移是否为PHE的独立预后因素，也难以评估治疗方案对疾病进程的具体影响。未来需要开展更大样本量的转移性PHE研究，以验证上述观察结果。此外，本研究首次报道1例携带ACTB::FOSB融合基因且合并肺转移的PHE病例，该患者髂骨原发灶及肺转移灶的标本均检出FOSB基因融合及FOSB蛋白表达阳性，进一步证实转移性PHE的诊断。

PHE发生于内脏部位的情况极为罕见。文献中曾报道1例睾丸PHE病例，肿瘤组织中检出FOSB基因融合且FOSB蛋白表达阳性，支持PHE的诊断。另有2例内脏PHE病例，但文献未提供FOSB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及相关分子检测数据，其中1例为食管PHE，另1例为46岁男性患者，临床表现为多发皮下肿瘤，PET/CT检查提示皮下组织、右心室及胰腺存在多发高代谢病灶，经皮下结节穿刺活检确诊为PHE。遗憾的是，该病例未提供组织形态学图像，且免疫组织化学染色结果不符合PHE的典型特征（结蛋白阳性，细胞角蛋白阴性）。

本研究报道2例心脏原发PHE病例，分别检出新型NPIPA7::NIPBL及MAPK1IP1L::FOSB融合基因。这2例病例虽具备PHE的部分特征，但与发生于躯体软组织的典型PHE相比，在组织形态学及/或分子特征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成人心脏PHE病例（病例2）的肿瘤细胞呈饱满梭形至上皮样，细胞核呈轻至中度异型，胞质呈淡嗜酸性，间质内可见大量中性粒细胞浸润。与其他躯体软组织PHE相比，该病例肿瘤细胞胞质更丰富、染色略浅，部分区域细胞边界更清晰。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肿瘤细胞表达ERG、FLI1及细胞角蛋白（AE1/AE3）。该肿瘤无上皮样血管瘤（EH）典型的分叶状结构、血管形成及嗜酸性粒细胞-淋巴细胞浸润，也无血管肉瘤（AS）特征性的明显细胞核异型性；肿瘤细胞中SMARCB1（INI1）蛋白表达无缺失，可排除上皮样肉瘤；肿瘤组织中无高级别肉瘤成分，且MDM2蛋白无弥漫强表达，可排除内膜肉瘤；WT-1、钙视网膜蛋白及D2-40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均为阴性，可排除间皮瘤；CD45、CD3、CD79a、CD30及CD5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均为阴性，可排除淋巴瘤。综合以上病理特征，在目前已知的肿瘤类型中，该肿瘤与PHE的形态学及免疫表型最为接近，但该肿瘤是否属于一种尚未明确的独立肿瘤实体，仍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NPIPA7::NIPBL融合基因的两个伴侣基因，此前均未在PHE或其他软组织肿瘤中被报道，该融合基因是否为PHE的重现性分子事件，仍需进一步验证；基因表达谱分析及甲基化谱分析或可为此提供更多线索。

儿童心脏PHE病例（病例7）的组织形态学表现独特，肿瘤细胞呈梭形，排列疏松，间质呈广泛黏液样改变。该病例的黏液样间质范围，远大于既往文献报道的PHE局灶性黏液样间质改变。此外，该病例的炎性浸润以淋巴细胞为主，与PHE常见的中性粒细胞浸润模式不同。结合广泛黏液样背景、梭形肿瘤细胞、淋巴细胞浸润、局灶性平滑肌肌动蛋白（SMA）表达及儿童发病年龄等特征，该肿瘤形态学易被误诊为IMT。事实上，该病例因初步诊断考虑ALK、ROS1及pan-TRK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均为阴性的IMT，才送检进行RNA测序。该肿瘤组织中也可见局灶性胞质嗜酸性的饱满梭形细胞及上皮样细胞，有趣的是，部分上皮样肿瘤细胞可见突入肿瘤内毛细血管腔的生长模式，这种血管内生长模式在本研究其他PHE病例中均未观察到。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显示，上述上皮样细胞表达ERG及FOSB，证实其肿瘤源性。目前文献中尚未发现携带其他FOSB融合伴侣基因的PHE在组织形态学上存在特异性差异。该病例患者年仅4岁，显著低于PHE的常见发病年龄，MAPK1IP1L作为融合伴侣基因是否与该病例独特的组织形态学及低龄发病特点相关，目前尚不明确。

与文献报道一致，本研究中所有检出FOSB基因融合的病例，其断裂位点均位于第1或第2外显子，使融合基因保留了FOSB基因的大部分编码区。除已知的SERPINE1及ACTB融合伴侣基因外，本研究还在染色体14q22.3上，发现1个新的FOSB融合伴侣基因——MAPK1IP1L（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1相互作用蛋白1样基因）。目前关于MAPK1IP1L基因的功能研究较少，该基因编码的蛋白在小鼠卵母细胞停滞于细胞静止因子期时，具有维持纺锤体完整性的作用，因此该蛋白最初被命名为MISS（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相互作用及纺锤体稳定蛋白）。单细胞RNA表达分析显示，该基因在人体多种组织中均有表达，包括心肌细胞及内皮细胞。因此，与SERPINE1::FOSB融合基因的作用机制类似，MAPK1IP1L::FOSB融合基因可能为FOSB基因提供了更强的启动子，这一点也得到了FOSB免疫组织化学染色阳性结果的佐证。van IJzendoorn等人将SERPINE1::FOSB融合基因导入人诱导多能干细胞，并将其诱导分化为内皮细胞，研究发现，这些细胞中FOSB蛋白表达水平升高，同时PI3K-Akt及MAPK信号通路被激活，上述通路或可成为潜在治疗靶点。但目前尚不明确，携带其他融合伴侣基因的PHE是否也会出现类似的信号通路激活效应。

本研究中MAPK1IP1L基因的断裂位点位于第3外显子末端，这使得预测的融合蛋白中包含了MAPK1IP1L基因的大部分编码区（245个密码子中的242个）。近期有文献报道2例携带MAPK1IP1L::TFE3融合基因的肾细胞癌病例，这2例病例中MAPK1IP1L基因的断裂位点同样位于第3外显子末端。

本研究还报道1种新型NPIPA7::NIPBL融合基因，该融合基因在1例心脏PHE病例中经RNA测序及RT-PCR验证检出。NPIP基因家族是位于16号染色体短臂上的一个多同源基因家族，其功能目前尚不明确。基因表达谱分析显示，NPIPA6-9基因在脑组织中高表达。截至目前，尚未有肿瘤中检出NPIPA7基因融合的文献报道。

NIPBL基因位于5p13.2，其编码的蛋白参与调控机体发育过程，该基因突变可导致科妮莉亚·德兰格综合征（Cornelia de Lange syndrome），这是一种累及多系统的疾病，可导致患者出现体格、认知及行为异常。已有文献报道，在多种罕见肿瘤中检出NIPBL基因融合，包括急性巨核细胞白血病（ETV6::NIPBL）、不典型腱鞘巨细胞瘤（NIPBL基因第1外显子::ERG基因第1外显子）、胆管上皮型胆管癌（NIPBL基因第8外显子::NACC1基因第2外显子）、腹膜间皮肿瘤（NIPBL基因第6外显子::NR4A3基因第4外显子）、磷代谢紊乱性间叶组织肿瘤（NIPBL基因第6外显子::BEND2基因第6/7外显子），以及近期报道的1例恶性成骨性肿瘤（NIPBL基因第6外显子::BEND2基因第6外显子）。本研究中的NPIPA7::NIPBL融合基因由NPIPA7基因第4外显子与NIPBL基因第4外显子融合而成。本研究的测序数据显示，该病例中NPIPA7及NIPBL基因均无显著表达上调。NIPBL基因融合在上述肿瘤中的致病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PHE的鉴别诊断范围较广，需结合肿瘤发生部位进行综合判断。发生于皮肤及皮下组织的PHE，需与上皮样肉瘤、皮肤纤维瘤、梭形细胞癌及增生性筋膜炎相鉴别。上皮样肉瘤通常无PHE特征性的胞质强嗜酸性饱满肌样细胞；免疫组织化学方面，尽管两种肿瘤均表达广谱细胞角蛋白，但PHE的特点为CD31、ERG及FOSB阳性，CD34罕见阳性，且SMARCB1（INI1）蛋白表达无缺失。当真皮层病变以梭形细胞为主时，PHE易被误诊为皮肤纤维瘤，但皮肤纤维瘤通常无PHE特征性的假肌源性细胞及中性粒细胞浸润；免疫组织化学方面，皮肤纤维瘤可表达ERG，但不表达细胞角蛋白及FOSB。梭形细胞癌的细胞核异型性通常更显著，且ERG、CD31及FOSB免疫组织化学染色均为阴性。增生性筋膜炎的FOSB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也可呈阳性，但该肿瘤不表达细胞角蛋白、ERG及CD31，可与PHE相鉴别。

在血管源性肿瘤中，约半数上皮样血管瘤（EH）病例的FOSB免疫组织化学染色也呈阳性，但组织形态学方面，典型EH具有分叶状结构及血管形成，这是PHE所不具备的特征。尽管少见的细胞型EH易与PHE混淆，但EH的炎性浸润以嗜酸性粒细胞及淋巴细胞为主，而PHE的炎性浸润以中性粒细胞为主；两种肿瘤的免疫表型相似，但分子特征不同，携带FOSB基因融合的EH，其融合伴侣基因通常为ZFP36，而非SERPINE1。

上皮样血管内皮瘤（EHE）及血管肉瘤（AS）均为恶性血管源性肿瘤，生物学行为更具侵袭性，且在组织形态学及分子特征上均与PHE存在明显差异。超过90%的EHE病例携带WWTR1::CAMTA1融合基因，少数病例携带YAP1::TFE3融合基因。有趣的是，已有文献报道数例心脏原发EHE病例，其携带的WWTR1基因融合为变异型，而非经典的WWTR1::CAMTA1融合。EHE的预后与原发部位相关，发生于软组织的EHE通常临床病程惰性，但仍有21%～31%的患者会出现远处转移，约17%的患者死于本病。AS是一种具有侵袭性的恶性肿瘤，预后较差，有研究显示，超过50%的血管肉瘤患者死于本病，中位生存时间为11个月，局部复发率为20%，远处转移率为49%。血管肉瘤的分子特征具有异质性，已报道的分子变异包括TP53基因突变、CDKN2A基因缺失，以及涉及HRAS、NRAS、BRAF等基因的MAPK信号通路相关分子变异。相比之下，PHE的远处转移少见，且最常见的分子特征为FOSB基因重排。

综上所述，本研究队列拓展了PHE的临床病理及分子特征谱，报道2例罕见的心脏原发PHE病例，并首次发现NPIPA7::NIPBL及MAPK1IP1L::FOSB两种新型融合基因。NPIPA7::NIPBL融合基因是否为PHE的重现性分子事件，目前尚不明确；未来需要纳入更多病例开展研究，以明确PHE的分子特征与表型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本研究结果还证实，小部分PHE病例可表现出具有侵袭性的临床行为。由于本研究样本量较小，肺转移是否为区别于其他部位转移的不良预后因素，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实体瘤1560基因融合RNA检测”项目，基于RNA-based NGS测序+杂交捕获建库技术，检测超过1560种已知融合和数百个基因相关的未知融合，包括FOSB基因，能够满足几乎所有实体瘤患者的靶向用药、预后评估和辅助诊断相关的基因融合变异检测需求。另外，“实体瘤RNA-seq检测”项目，基于全转录组测序，在RNA水平检测实体瘤发生发展相关的基因融合变异，用于辅助临床诊断、预后评估以及预测患者可能获益的靶向药物。

参考文献：

Huang, Szu-Ni et al. “Pseudomyogenic hemangioendothelioma: A series of 13 patients, highlighting unusual cardiac locations, novel gene fusions, and malignant behavior.” Pathology, research and practice vol. 275 (2025): 156254. doi:10.1016/j.prp.2025.156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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