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学爱
1949年3月23日上午，刘少奇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迁往北平（今北京）。临行前，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进京赶考”。3月25日，中央领导人安全抵达北平香山。在香山，中共中央、毛泽东等依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工作重心，忘我工作、日理万机，卓有成效地领导全党的工作，度过了非同寻常的半年时光。香山是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的第一站，是中国革命胜利前夕中共中央所在地，在这里拉开了筹建新中国的帷幕。
作为开国元勋的刘少奇，香山时期为筹建新中国承担了繁重任务。他指导北平城市工作；到天津调研，解决劳资矛盾；密访莫斯科，争取国际支援；探索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等等。他为筹建新中国殚精竭虑，做了大量的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
调研指导北平城市工作，要求学会管理城市
早在西柏坡时期，中共中央就在筹划城市接管工作，到了香山后，立即把接管城市和建设城市工作提上全党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对于城市工作这个课题，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关注，要刘少奇“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作为负责指导城市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对此高度重视。他在城市接管和建立新城市方面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城市工作问题很重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要注意研究这个问题。”他强调要搞好城市工作，要学会管理城市。他指出：“现在接收城市是学会了，但管理好、组织好、改造好城市，问题尚未解决。1949年应注意学习解决这一问题，城市里是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人民。”
“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变点。”1949年3月，刘少奇出席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12日，他在会上发言指出：“今后全党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并围绕城市工作讲了几个问题，如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城市的接管问题、依靠工人发展生产，等等。13日，毛泽东在总结报告中说：“少奇同志讲的都很好，全部意见我都同意。”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如何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头等大事。据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回忆，“在香山那段时间中央的工作确实繁忙。中央书记处几乎每天都在毛主席住的双清别墅开会，交流情况，讨论问题，最主要的大事都是在那里决定的。少奇开完会回来大多已过半夜”。
北平和平解放时，虽没有遭到战争破坏，但因长期被日伪、国民党政府统治，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社会失业人口多。加上华北连年灾荒，居民生活十分困苦。因此，亟须共产党采取措施，恢复和发展城市经济。
香山时期，刘少奇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指导城市工作上。入住香山后，他立即对北平城市工作进行了调研和指导。
1949年3月26日，即入住香山的第二天，刘少奇就拟定了《城市工作提纲》。从26日起连续6天，他听取中共北平市委和北平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物资接管委员会、各区委书记及工会干部的工作汇报，调研北平城市接管以后的工作。4月1日，刘少奇召集北平市委开会，对北平市委的工作作出指示。他指出：“北平接管阶段的工作已经过去，秩序大体安定下来。目前的任务，必须继续肃清封建残余，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北平，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刘少奇根据连日来听取的北平市的汇报，并归纳各方面的经验和问题，草拟了《关于北平工作问题》的报告提纲。4月3日，刘少奇在北平市委和北平市人民政府召集的党员干部会议上作专题报告。他首先肯定了北平的接收工作，然后对学校问题、资本家问题、房子问题和金融物价问题等需要迅速解决的几件事情发表了意见。他还指出：“北平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抓住中心工作。”强调北平要执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制定的关于城市工作的路线，把城市管理好。“发展生产，是北平一切工作的基本环节。”他还着重对北平的工会工作问题作了指示，提出指导意见：“目前北平的群众工作，首先是工人工作、工会工作。”
4月4日，刘少奇与毛泽东、朱德等接见出席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就城市工作中妇女工作怎样做的问题讲话。他指出：城市工作就是把城市群众组织起来，教育好并且保护他们的利益。这需要各方面的帮助，党的机关、人民政府、青年团体、妇女团体，都要一起把工作做好，并且要以工会工作为中心。
由于刘少奇的具体帮助和指导，加上北平市委干部积极努力和广大党员大力支持，北平城市恢复和发展生产工作、群众工作及金融工作等没有出现政策失误。
前往天津视察、调研，解决劳资矛盾等问题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强调，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
香山时期，如何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如何正确处理劳资关系，迅速组织恢复经济，发展城市生产，为即将解放的城市提供城市工作经验，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项亟待解决的难题。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尤其突出。
天津是当时华北地区最大的商业城市，拥有4万多家工商企业户与近20万名产业工人。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问题，工厂停业、商店关门、工人失业，经济发展停滞，生产恢复缓慢。究其原因，除战争造成的贸易不畅、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等因素外，主要是没有处理好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工人店员误以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后1个月内，曾发生53次清算斗争。”资本家“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而，资本家“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致使众多工厂不开工，上百万人生活无着落，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去天津，着重解决天津在城市管理和恢复生产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4月10日至5月7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带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到天津视察和指导工作。他草拟了《天津工作问题》调查提纲。提纲中明确写道：“为在党的总路线之下实现发展生产的目的，必须正确建立与改善以下各方面的关系：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这四面八方的关系，即全面关系，都必须很好地照顾到，否则就会犯严重错误。”后来，毛泽东吸取刘少奇关于照顾“四面八方”的思想，概括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的十六字方针。
从到天津的第二天开始，刘少奇就立即展开调研，深入工厂、机关、学校，同干部、工人、职员、资本家等各方面人士座谈，广泛听取意见。他强调指出：“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和发展这一城市。管理、改造是为了发展。因此，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
为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为克服对待私营工商业者工作中存在的某些“左”的偏向，调查期间，刘少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反复指出城市工作的总路线，阐明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政策。他强调指出，城市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面，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逐步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他认为，过早地消灭资产阶级，只是少了个朋友，多了个敌人；当务之急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
刘少奇天津之行的重点在于让私人企业恢复生产。在做好天津市各级干部和广大工人工作的同时，他广泛与工商界人士接触，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如对贸易局不放心、税收问题、劳资关系问题、剥削者和资本家名称问题等。座谈时，刘少奇耐心地向资本家解释中共的城市工商业政策，解释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他认为，恢复与发展生产，除一部分国家资本外，主要靠私人资本。私营企业可以和国营企业平行发展。在劳资关系问题上，要实行劳资两利，逐步地把民族工商业引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在怎样对待剥削问题上，他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在一定条件下有它的进步性，不一定是反动而是进步。你们是进步势力，都是革命的朋友，有功劳，但剥削还是剥削”。刘少奇的这些话使天津有些工商业者心里有了底，不少天津本地的企业纷纷表示愿意成为民族企业。
刘少奇的讲话，对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据时任刘少奇秘书王光美保存的当年每日活动记录，刘少奇自4月10日至5月7日的天津之行共28天，先后视察了5家国营企业、2家私营企业，听取各方面汇报4次，召开座谈会5次，出席其他会议5次，视察市容2次，先后发表了22篇讲话。这些根据他的即席讲话由中共天津市委组织人员按记录整理而成的文稿，曾送刘少奇审阅。
在刘少奇的指导和各级党组织、天津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天津市的生产很快得到了恢复，为全国执政后党的城市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负重远行，密访苏联，争取国际支持和援助
香山时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视与苏联的关系。其间，为了筹建新中国，开云app登录入口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承担了一项特殊使命——秘密访苏。在完成这项使命中，刘少奇以其高度的政治智慧，为国家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使新中国能够较快地争取到国际上有力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助。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已同中共对立的国际条件下，要解决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武装干涉问题，获得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承认，取得外国对新中国经济恢复的必要援助等，必须争取苏联的帮助。
1949年6月21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北平赴苏联访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等。26日，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开始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访问，直到8月14日才离开莫斯科回国。
6月28日，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并表示希望就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形势交换意见。为了会谈需要，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主任名义向苏共中央、斯大林递交1万多字的书面通报。在通报中，刘少奇介绍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情况、斗争经验和新中国的筹建情况，同时也要求苏共中央介绍政府各级机构的组成、职能、相互关系，并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通报深化了斯大林对中国国情和革命的了解。斯大林在阅读刘少奇提交的通报时，连续批了15个“对”字。
刘少奇访苏的主要任务是落实具体援助项目，并进一步谈判、磋商需要继续的长线项目。7月6日，刘少奇就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和请求苏联提供援助问题专门致信斯大林，提出中共中央代表团拟在莫斯科学习，包括苏联的国家机构、经济的计划与管理、文化教育、苏共的组织与群众团体的组织。信中还请苏联政府为培养新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提供帮助，在苏联办一所专门学校，派出各方面的教授到中国工作等。核心仍是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
访苏期间，刘少奇与斯大林一共进行了4次正式会谈，就中苏建交、毛泽东公开访苏时间、苏联贷款、派遣专家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以及开展中苏贸易等重大问题达成协议。政治上，刘少奇对新中国国体、政体等的谨慎阐释得到了斯大林的理解和支持。经济上，苏联决定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和经济技术援助。军事上，苏联同意援建海军和空军。在解放新疆问题上，斯大林认为中共不应拖延进军时间，否则会引起英国人的干涉。政权建设方面，考察学习了苏联的经验。关于专家援助，斯大林答应了中共提出的急需项目帮助和专家支援的请求，向中国派遣200余名苏联专家。文化教育方面，斯大林同意派出专家协助中方建立一所大学，这就是由刘少奇亲自过问、1950年10月在北京建成的中国人民大学。刘少奇秘密访苏，获得了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取得了重大成果。
同时，斯大林在与刘少奇的会谈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提出了一些积极的建设性意见。例如，建议中国共产党尽早成立中央政府，以防敌人利用“无政府状态”捣乱，防止英美帝国主义出兵干涉中国革命；建议利用旧社会留下来的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建设服务，要学会利用战争间隙大力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建设国防等。这些建议有利于恢复我国的经济和生产建设。
在苏期间，刘少奇还开展了一系列参观访问活动，参观了工厂、集体农庄。
刘少奇秘密访苏获得了巨大成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政治、军事、经济援助，加深了中苏两党的相互了解，为新中国与苏联建交和毛泽东正式访苏、中苏同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展现了刘少奇高超的外交艺术与政治智慧，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开展的一项重大政党外事活动，影响深远。
当年与刘少奇一起秘密访苏的师哲在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这样评价刘少奇：“少奇同志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8月14日，刘少奇离开莫斯科回国。29日，回到北平。这时党中央已迁入城内办公，他就直接到中南海办公，没有再住香山。随后，刘少奇又开始为开国大典的各项工作进行准备，如立即投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修改、讨论中。
推动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统一全国财经工作
入住香山后，刘少奇主抓城市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外出的时间居多。据刘少奇的保健医生和警卫员回忆，刘少奇工作繁忙，每天工作到深夜。
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是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作出的决策。
1949年，刘少奇在天津调研期间敏锐地认识到，为适应全国解放战争形势，成立全国统一财经领导机构已势在必行。为此，他当机立断，在4月24日，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大纲（草案）》提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即须建立从上至下的国家的财政与经济机构。”他批示工作人员将《大纲（草案）》送朱德、周恩来、陈云、王稼祥、董必武、薄一波等各一份，以征求意见。
从天津回到北平后，刘少奇出席了5月11日至6月2日中央军委在北平香山召开的财政经济工作会议。其间，刘少奇与朱德、陈云等多次讨论研究关于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机构的设置等问题。在讨论的基础上，刘少奇对《大纲（草案）》作了修改。5月30日，他把修改后的《大纲（草案）》报送毛泽东，获得充分肯定。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大纲（草案）》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正在取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为了尽可能迅速地有计划地恢复与发展人民经济，借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应即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并陆续建立若干中央财政经济部门，作为目前中央的财政经济机构。《大纲（草案）》明确在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前的几个月内，中财委受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托，计划并领导国家的财经工作。《大纲（草案）》还就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工作职责及与地方财经机构的关系等方面作了规定。
6月4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在北平的各级党政机关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宣布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之下，建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会上，刘少奇作关于财政经济政策问题的报告，阐明成立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紧迫性。他说：“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建立中央财经统帅部，这事很急迫，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因为军事上得到很大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建立统一的财经机构本来可以等联合政府成立。但是实际情况是马上需要，等不得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少奇感到必须尽快建立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
这样，领导新中国财政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很快成立。刘少奇起草的《大纲（草案）》成为中财委机构设置和运作的基本依据。按照《大纲（草案）》确定的组织框架和原则，陈云迅速领导组建中财委。中财委的成立使党在解放战争快速向全国推进、城市接管任务日益繁重复杂的环境下，有了统一强有力的财经领导机构，担起了在旧社会灭亡、新社会诞生过程中，有序解决因革命阵痛而带来的棘手的社会经济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转变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实际存在不足4个月。但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看，刘少奇天津考察而产生的政治敏锐及当机立断，使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建立统一领导全国财经工作机构的决策提前付诸实施，进而为当时的财经工作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恢复和发展，筹谋了重要的方针和政策，为党执政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社会政治经济基础。
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与此同时，筹备建立全国政权，研究、制定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也被提上了党的工作日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刘少奇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入住香山之前，刘少奇就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新中国经济建设方针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刘少奇在1948年9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着重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包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成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发展合作社和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问题。1948年10月至12月，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对东北局张闻天起草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作了两次篇幅较大的修改，加写了一些重要内容。文字从8000字增加到1.7万字，其中对新中国经济构成和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作了更为准确、详尽的阐述。毛泽东读后认为此件“修改得很好”。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作关于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
中共中央进驻香山之后，党的理论思维十分活跃，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理论研究也很赞赏，建议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结构作进一步的分析和思考。
{jz:field.toptypename/}1949年6月，刘少奇为准备访问苏联与苏共中央领导人会谈，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撰写报告提纲。提纲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主要构成、新民主主义经济内部存在的基本矛盾、新民主主义经济工作需要注意的问题。提纲指出：“在推翻帝国主义及国民党统治以后，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一)国营经济；(二)合作社经济；(三)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四)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五)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提纲明确提出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在目前及战后最初一个时期内，因要急于医治战争创伤，恢复被破坏、被隔离的经济生活，一般说来，前述五种经济成分，除开那些投机操纵的经营及有害于新民主主义的国计民生的经营而外，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但在这种发展中，必须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提纲还指出，今后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资本主义的倾向，另一种是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提纲被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
香山期间，全党认真贯彻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在经济上及时提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即“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后来写进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全国解放战争正紧张进行之际，毛泽东委托刘少奇提前研究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事实证明是极富远见的。刘少奇的论述，对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入城市，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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